人均GDP超1万美元有多重要

　　*近，八省区市人均GDP过万美元的消息引人瞩目。2014年广东、福建两省的人均GDP*次突破1万美元。至此，包括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内蒙古、广东、福建等8个省区市均迈入“人均1万美元”行列。欣喜之余，人们也更多地看到，人均GDP只是衡量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，而非**指标。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水准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，但单个数据的说服力还略显单薄——美国人均GDP2015年预计将达57045.46美元，为中国平均水平的五倍以上;从人均收入占GDP比重看，中国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。面对所谓“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”的言论，中国人更多了一份理性。面对新常态，苦练内功、提高品质，才是立身之本。

　　横向看——逃离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面临*大挑战

　　在经济学领域，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，一般来说，标志着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2013年，世界上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，大多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。

　　在发达国家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通常约为55%，而在我国这八省区市，这一指标仍偏低。2014年，北京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9995元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710元，占比为47.7%;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685元，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0%;福建的这一比例也仅在37%左右，离发达国家均有不小的距离。与此同时，与民生福祉相关的幸福指标、环境指标仍在提醒中国，发展任务艰*。

　　在国家***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看来，我国居民收入占比较低，主要跟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，由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，因此财政收入、企业利润的增长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。

　　而收入增长并非像做大GDP那么容易。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人民币(约2807美元)，再看中位数，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7570元(约3222美元)。与发达国家更是天壤之别，2012年，美国这一数字已达50120美元，日本47870美元，德国44010美元。“实现收入增长是当务之急。”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，收入增长乏力是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，这对中国是重要警示。

　　从历史看，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，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。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，拉美等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，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**，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。“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.469，这仍是一个较高的数值。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创新机制，从而实现分配公平，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课题。”苏海南说。

　　动态看——部分“城镇居民收入”未跑赢GDP

　　北京***数据显示：2014年全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8.9%;农村人均纯收入20226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10.3%，双双跑赢GDP7.3%的增速。2014年，浙江GDP总量40153.5亿元，*次破四亿元，同比增长7.6%，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分别保持了8.9%、10.7%的较高增速。“双双跑赢”的还有上海，2014年GDP比上年增长7%，而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达47710元和21192元，分别比上年增长8.8%和10.3%。

　　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，劳动报酬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——“两个同步”的目标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思路。细究数据可以看到，居民收入总体与GDP增长保持了同步，尤其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大多快于GDP增速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地区的“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”未跑赢GDP——2014年，天津GDP达15722亿元，增长10%，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8.7%和10.8%，前者低于10%增速。福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22元，增长9%;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50元，增长10.9%。城镇居民收入低于该省9.9%的GDP增速。

　　总体来说，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要高于城市居民。从全国看，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.8%，未跑赢7.4%的GDP增速。“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，我国GDP增长远远高于人均收入增幅，而近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增幅超过10%，甚至超过20%，超过了GDP增长速度。这主要由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上涨，农业税补贴加大。另外，中低端劳动力收入增长较快，如农民工相对短缺使得工资上涨，养老保险、*低工资等社会**也逐渐完善等。”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研究室主任牛犁说。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低，是由于近年来经济下行，企业效益下滑，职工工资增幅低，股市行情欠佳也使居民财产收入增幅相对降低。要真正实现“两个同步”还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。

　　“如果裁判标准不改变，地方**适应新常态的观念就不太容易转变。”潘建成认为，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一个像GDP这么明确的指标，这是一个挑战。现在需要有一个考核转型升级的综合性指标，尽管难度较大，但要逐步加以明确。“经济发展的*终目的是改善民生，实现更好的生活环境，以此为导向，地方**适应新常态、引领新常态的举措才会更加清晰。”他说。

　　纵向看——PM2.5增长映射“超高速”的代价

　　以纵向时间节点看，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的地区。2008年，上海人均GDP达到10529美元。紧随其后的是北京，2009年GDP达到11865.9亿元，比上年增长10.1%，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。2010年，天津人均GDP达到70402元，突破1万美元。2012年，江苏、浙江、内蒙古三个省区均突破1万美元。至此，江浙沪人均GDP皆突破1万美元，“长三角”集体进入到“发达状态”。2014年，广东和福建的加入也在意料之中。

　　体量的增大坚定了发展的底气，但同时，“虚胖”的困惑也亟待寻找药方。环保部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：2014年，进入“发达状态”的长三角PM2.5平均浓度为60微克/立方米，有24个城市PM2.5浓度超标。京津冀区域有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为156天，比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少85天，PM2.5平均浓度为93微克/立方米。

　　经济增长率先突破的地区，同时成了环境污染的重灾区。PM2.5超标映射了以资源消耗和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所造成的问题。在八个地区中，内蒙古的异军突起令人关注。得益于近十年来煤炭开发和能源价格的上涨，地域上属于西部的内蒙古经济飞速发展，其人均GDP更是先后超过了东部的福建、广东、山东等省份，2013年高居全国第六。然而近年来由于煤炭行业的不景气，在经济下行的*大压力下，高速发展背后的矛盾凸显。据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**工作报告描述，2014年，内蒙古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307个，完成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1.19万亿元;国家核准和出具“路条”的重大能源、新型煤化工项目70多项，总投资近8000亿元。如何在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中找到新路，还需要创新机制，体现和谐发展要义。

　　有关专家指出，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54.77%，快速城镇化给经济发展带来*大空间，但能源消耗刚性需求也在持续增加，污染“增量”不断增长，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问题仍考验着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。

　　系统看——“1万美元”的不同“含金量”

　　尽管八省区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，但内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然存在。早在2010年，珠三角地区的人均GDP就超过了1万美元，但到2014年，粤东西北等地区的人均GDP仍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，远远落后于1万美元的水平。同样，让部分百姓感到“被平均”的是，人均GDP上去了，但是居民的收入却似乎未达到与之相匹配的标准。比如，天津的人均GDP要高于北京，但是天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却低于北京。

　　从世界各国看，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大关，本就意味着经济的优化和社会的平衡。例如韩国、日本，在达到这一标准时，国家的产业升级、收入分配和社会**、公共服务等领域都随之达到了较高水平。拿这一标准来衡量，中国的“1万美元”需要增加令人信服的“含金量”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比较各地，同样的GDP，却有着不同产业结构，呈现了发展内涵的差异。从目前看，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度仍未跟上发展速度。

　　国际经验表明，随着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的提高，服务业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，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是科学发展的趋势。而从目前看，以工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依然是增速*快的产业。根据福建省***发布的数据，2014年第一产业增速4.4%，第二产业增速11.7%，第三产业增速8.3%。与往年相比，三大产业的比重变化不明显，第二产业仍是福建省的核心支柱。

　　但在部分地区，也出现喜人的变化。北上广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走在了前沿。

　　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核算结果，广东三大产业占GDP的比例为4.8∶46.4∶48.8，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2.4个百分点。而北京和上海的第三产业发展更为喜人：2014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23560.94亿元，其中第一产业124.26亿元，第二产业8164.79亿元，第三产业为15271.89亿元，三大产业占比例为5∶34.7∶64.8，第三产业已在GDP占比中优势明显;北京2014年三种产业结构比例为0.7∶21.4∶77.9，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已接近80%。“服务型经济特征更加明显，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，产业高端化趋势明显，这都是新常态下的新特征。”潘建成说。(本报记者 冯蕾 鲁元珍)

　　链接 成功跨越与失败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典型国家的人均GDP比较

　　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“亚洲四小龙”，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，仅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。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，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。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，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。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，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，韩国则用了8年。

　　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典型代表，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。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，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，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，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。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，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，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，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。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，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;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，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。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，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，几经反复，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。

　　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。从基尼系数上看，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，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.45左右，到20世纪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.50，2007年阿根廷达到0.51;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0.5的水平上。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.36，到90年代末下降到0.31，至今没有明显变化。从*高10%收入阶层和*低10%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，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均远高于韩国7.8%的水平。